《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弗兰茨·卡夫卡

发布时间:2022-06-02 发表于话题:谁愿意娶得过肺结核的女人 点击:247 当前位置:搞脑筋养生网 音乐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弗兰茨·卡夫卡 手机阅读

这是卡夫卡生前最后一篇作品,写于1924年三月,卡夫卡于当年六月三日死于肺结核。网上可以查阅的是杨劲先生的译本,于是我找了《卡夫卡全集》中的洪天富译本。

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

我们的女歌手名叫约瑟芬。没有听过她歌唱的人,是不会知道她歌唱的力量的。没有人不被她的歌声所吸引,这一点,由于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不喜欢音乐,所以更加值得赞誉。我们最喜爱的音乐是宁静的和平;我们的生活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设法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忧虑,我们也不可能使自己升华,获得类似音乐这种远离我们惯常生活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深感悲痛;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优点是某种实用的狡猾,当然,我们也非常迫切需要这种狡猾,不论遇到什么事,我们总习惯于用狡猾的一笑来安慰自己,即使我们有一天感到,应该要求得到也许来自音乐的幸福,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唯独约瑟芬是个例外;她热爱音乐,也懂得介绍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要是她死了,音乐也会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天知道会消失多长时间。

我常常思考,对这种音乐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毕竟对音乐一窍不通;我们理解约瑟芬的歌唱,或者由于约瑟芬否认我们的理解能力,以为至少能理解她的歌唱,这怎么可能呢?最简单的回答也许是:她的歌唱的确太美了,就连最迟钝的感官也无法抗拒它,不过这种回答并不能使人满意。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在听到这种歌唱的时候,想必最初会觉得它不同凡响,而且始终会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从她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我们以往从未听到过的,我们甚至也没有能力听这歌声,只有这个约瑟芬才能使我们听懂它,而任何旁人却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看法一点儿也不合乎实际情况,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发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感觉。在知心朋友的范围内,我们相互坦率地承认,约瑟芬的歌唱,作为一种歌唱来说,一点儿也不特别。

这究竟是不是歌唱呢?我们尽管缺乏音乐天赋,但却有歌咏的传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古代就有歌唱;传说里就曾讲到过这点,甚至歌曲还保存了下来,当然,在今天,谁也不会再去唱这些歌曲。所以说,对什么是歌唱,我们毕竟有一种先觉,而约瑟芬的艺术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预感的。那么,约瑟芬的歌唱到底是不是一种歌唱?会不会只是在吹口哨?吹口哨我们大家当然都很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技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技艺,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会吹口哨,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冒充为艺术,我们吹口哨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吹口哨是我们民族的特点之一。倘若约瑟芬真的不是歌唱,而只不过是吹口哨,也许,至少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她几乎没有越出一般吹口哨的范围——她也许连一般吹口哨的气力都没有,而一个普通的挖土工人倒能一边干活,一边毫不费劲地吹上一整天的口哨——倘若一切当真如此,那么,约瑟芬的所谓的艺术家气质虽然会被驳倒,但是这样一来,人们更需解开她为何具有巨大影响这个谜。

可是,她发出的声音恰恰不只是口哨声。倘若你站在离她很远的地方侧耳倾听,或者采取更好的办法考察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比方让约瑟芬在其他的歌手中间歌唱,你自己的任务在于从这些声音当中把她的声音辨认出来,这时你能听出来的,肯定只是一种平常的、顶多由于纤细或柔弱而稍显突出的口哨声。但是,如果你站在她的面前,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口哨声了;总之,要了解她的艺术,不仅需要听她唱,而且还要看她唱。即便这只是我们日常吹出的口哨,但在这里它却首先给人一种奇特的印象,即某人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他所做的无非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敲开一个核桃确实算不上是一种艺术,因此也没有哪个敢于召集观众,在他们面前敲核桃,以此来为他们解闷。要是有人居然这么做了,而且如愿以偿,那么这就不能仅仅看作单纯地敲核桃了。或者就算是敲核桃吧,但结果只会证明我们忽视了这门艺术,因为我们毫不费劲就掌握了这门艺术,同时还证明,正是这位敲核桃的新手第一次使我们看到了敲核桃的真正诀窍,假如他敲核桃不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熟练,那效果反倒会更好呢。

也许敲核桃的事与约瑟芬的歌唱有某些类似之处;我们欣赏她身上的某一特长,而这一特长若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不会去欣赏的;顺便提一下,在后面这一点上,她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次我正巧在场,不知哪个提醒她——这自然是会经常发生的——注意全民族都在吹口哨,这只不过是一桩小事,可是约瑟芬却感到受不了。像她当时流露出的那种狂妄自大的微笑,我还没有见到过呢。她,一个外表生来就十分娇柔的女子,即使是在我们这个不乏这类女性的民族里,她的娇柔也是足够突出的,但是在当时,她却显得格外卑鄙;顺便提一下,生性非常敏感的约瑟芬,也许立即觉察到了自己的不是,便镇静了下来。总之,她矢口否认自己的艺术和吹口哨之间有任何的关联。对于持相反看法的人,她只报以蔑视的态度,还可能怀恨在心。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心,因为跟她作对的这一派人(我也一半属于这一派)和群众一样,同样钦佩她,但是约瑟芬不仅仅要大家钦佩,而且要求大家严格按照她所规定的方式钦佩她,对她来说,单单钦佩是一钱不值的。总之,如果你坐在她面前,你就会理解她;只有在你远离她的时候,你才会反对她;当你坐在她面前时,你就会明白:她在这儿用口哨吹出的东西,并不是吹口哨。

由于吹口哨是我们的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所以你也许会认为,约瑟芬的听众里也会有哪个吹起口哨来;她的艺术会给我们带来愉快,而当我们快活的时候,就会吹口哨;但她的听众并不吹口哨,而是像耗子一样一声不响,仿佛我们分享到盼望已久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单靠我们自己吹口哨,至少是无法获得的,我们沉默着。使我们心醉神迷的,是她的歌唱呢,还是她那细弱的噪音周围的肃穆的宁静呢?有一次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正当约瑟芬歌唱的时候,有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也天真烂漫地吹起了口哨。怎么,这竟然与我们听到的约瑟芬的歌声一模一样;那里,在前面,是那尽管很熟练,但却始终是怯生生的口哨声,而在这里,在观众中,则是那个出神的女孩子的口哨声;要把两者加以区别,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立即向这个捣乱的女孩发出一片嘘声和唿哨声,尽管这样做压根儿没有必要,因为当约瑟芬洋洋得意地吹起口哨、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肯定会感到害怕和羞愧而溜走的。

再者,约瑟芬总是本性难移,每件小事,每一偶然事件,每一种违抗行为,比方正厅前排座位里发出的喀嚓声,咬牙切齿声,照明干扰,她都认为有助于提高她演唱的效果;在她看来,她毕竟是在为聋子演唱;尽管听众并不缺乏热情,常为她的演唱鼓掌喝彩,可她认为,她早就不指望会有什么知音了。她因此觉得有种种干扰反倒更好;一切外来的、与她的歌唱的纯洁性相对立的干扰,只需稍加斗争,甚至不经过斗争,仅仅用对阵就能加以战胜,这种种的干扰有助于唤醒大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理解,却也能使他们学会肃然起敬。

小事尚且能助她一臂之力,大事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发生使人惊异的事,使人惶恐不安,每天都带来希望和恐惧,要是有人每时每刻,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得不到同伴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忍受这一切的;但是,要得到同伴们的支持,往往相当困难;有的时候,本该由一个人去承担的重担,却把上千个人的肩膀压得颤颤巍巍的。这时,约瑟芬认为她的良机到了。她早已站在这里,这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胸脯以下抖动得尤其厉害,看了使人害怕,仿佛她把全身的力气都凝聚在歌唱上,仿佛她身上不直接服务于歌唱的一切,诸如每一分力量,几乎是每一滴生机,都被夺走,仿佛她被剥夺了一切,被人抛弃,唯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如此付出整个身心、忘情地歌唱的时候,仿佛一丝冷风吹过就能将她杀死似的。但是,恰恰在目睹此情此景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敌人却习惯于对自己说:“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呢;她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却不是为了歌唱——我们别谈歌唱吧——而是为了勉强吹出几声流行全国的口哨声来。”我们就是这样看的,然而,如上所说,这是一种虽说不可避免、但又转瞬即逝的印象。我们很快也就沉浸在大众的感情里,他们身子挨着身子,热情洋溢地屏息谛听。

我们的耗子般的听众几乎一直处在运动之中,他们往往为了不怎么明确的目的而到处乱窜,为了把这批听众聚集到自己周围来,约瑟芬多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后仰着小脑袋,半张着嘴巴,眼睛向上瞧,摆出一副即将歌唱的姿势。她随时随地都可以这样做,不一定要在某个老远就被人看见的地方,任何一个偏僻的、一时高兴选中的角落,同样可以很好地派上用场。她要唱歌的消息马上就会传开,紧接着,大批大批的听众就会蜂拥而来。但有时也会发生故障,约瑟芬喜欢在动荡不安的时刻歌唱,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各种各样的忧虑和困难迫使我们选择各式各样的道路,即使大家都非常愿意去听,也很难像约瑟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集合到一起,于是这一次,她只好摆出一副大架子站在那儿,也许过了好久,听众的数目依然不足——这下她当然大为恼火,使劲跺脚,破口大骂,完全不像个少女,她甚至咬牙切齿。但是,就连这样的行为也无损于她的名声;人们非但不想遏制一下她那些过分的要求,反而极力迎合她;人们派出了信差,以便把听众接来,这可是瞒着她干的;于是人们看到周围的道路上布置了岗哨,这些岗哨向来者招手示意,让他们加快步子;这一切不断地进行着,直到最后凑齐了相当数量的听众。

究竟是什么促使这耗子般的民族为约瑟芬如此卖命呢?比起约瑟芬的歌唱到底算不算歌唱那个问题来,这个问题不见得更加容易回答。假如断言这个民族正是由于约瑟芬的歌唱才无条件地顺从她,那就可以取消这个问题,把它跟第二个问题合并。但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的顺从,这个民族遇事总喜欢耍点无恶意的小聪明,像儿童那样地交头接耳地说话,扯些仅仅用以活动嘴皮子的、因而自然是无害的闲话,这样的一种民族无论如何是不会无条件地顺从的,约瑟芬恐怕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尽量提高她那微弱的声音与之作斗争。

当然,人们在作这种泛泛的评论的时候,不可走得太远,这个民族毕竟顺从了约瑟芬,只不过不是无条件地顺从罢了。比如,他们没有能力嘲笑约瑟芬。人们可以向自己承认:约瑟芬身上有些引人发笑的东西;本来,笑一向与我们有缘;尽管我们生活中有种种不幸,但我们几乎总是善于微微一笑;但是我们不嘲笑约瑟芬。有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它与约瑟芬的关系的:她,这个脆弱的、需要别人爱护的、总之是杰出的、在她本人看来是由于她的歌唱而出类拔萃的女人,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这个民族,因此,它必须照料她;至于原因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只有事实看来是肯定了的。既然她被托付给了自己,就不能嘲笑她;若是嘲笑她,就等于是玩忽职守;要是我们当中的最恶毒的人偶尔说:“看见约瑟芬,我们就笑不起来了。”这可算作是对约瑟芬的最恶毒的攻击了。

总而言之,这个民族像父亲照顾孩子那样照顾着约瑟芬,孩子向父亲伸出小手——谁也说不清,这是请求呢还是要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不适宜于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但实际上它履行着这样的义务,至少在照顾约瑟芬上堪称楷模;在这方面,作为整体的民族所能做到的,任何个别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民族和个人之间的力量的差别是巨大的,只要这个民族把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给予他以温暖,而他也受到了充分保护,这就够了。当然,对约瑟芬,大家还不敢讲这些事情。“我才不在乎你们的保护呢。”她会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这样想。此外,要是她反抗,这并不意味着她真的要反驳,毋宁说是一派孩子气和孩子式的感谢罢了,而父亲的态度是不要把她的造反放在心上。

可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更难用这个民族同约瑟芬的关系来加以解释。这就是说,约瑟芬持有相反的看法,她认为是她在保护这个民族。据她说,她的歌唱能把我们从恶劣的政治或经济处境里解救出来,它的作用就在于此,她的歌唱即使不能消除不幸,但至少也能赋予我们力量去承受不幸。她并没有这样讲出来,也没有用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一般很少说话,在喋喋不休的人群当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她那闪烁的目光却表达了出来,从她紧闭的嘴上——在我们这儿,只有少数几个人能闭嘴缄默,她却可以闭嘴——可以看出她的这种想法。每当坏消息传来——在有些日子里,这种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其中有假的和半真半假的——她会立刻一跃而起,而往常她总是懒洋洋地往地上躺;这次她一跃而起,伸长脖子,像暴风雨来临前的牧人那样,用目光四处搜寻她的人群。诚然,孩子们也会以他们那种粗野和冲动的方式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约瑟芬提出要求时,有根有据,不像孩子们那样没有道理,当然啦,她拯救不了我们,也给不了我们力量,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民族吃惯了苦,毫不爱惜自己,当机立断,视死如归,由于长期生活在蛮勇的气氛当中,只是表面上显得怯懦罢了,此外,这个民族不仅繁殖力强,而且喜欢冒险——我是说,事后以这个民族的救星自居,是件容易的事,这个民族始终还在设法自救,尽管要做出牺牲,而大量的牺牲,准会使历史研究者——总的看来,我们完全忽视历史研究——吓得发愣。然而,我们恰恰在危急时刻比平时更加专心地倾听约瑟芬的声音,这也是事实。即将临头的种种威胁使我们变得更安静,更谦恭,更顺从约瑟芬的指挥;我们喜欢聚会,喜欢相互挤在一起,特别是因为有某种机缘的时候,而这机缘与折磨着我们的大事完全无关;仿佛我们在战斗前夕还必须抓紧时间——不错,必须抓紧时间,可惜约瑟芬经常忘记这一点——共饮一杯和平之酒。这与其说是歌唱演出,不如说是一次群众集会,更确切地说,是一次集会,在这个集会上,除了前面轻轻的口哨声之外,四下里一片沉寂;这一时刻非常严峻,以致谁也不希望用聊天的方式白白地把它度过。

当然,这样一种关系决不会使约瑟芬感到满意。她的地位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如此,她因自己的自信而目眩,看不到某些事情,而且不必费大劲就能使她忽视更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从一种普遍有用的意义上说,常有一群谄媚者在活动,——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不被人注意地在群众集会的角落里唱歌,尽管这事本身不乏价值,她肯定是不会为此奉献出她的歌唱的。

不过,她也无需这样做,因为她的艺术始终受到重视。尽管我们内心深处关心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场内的寂静也不单单是为了取悦于女歌手,有些人根本不抬头去看,而是把脸埋进邻座的毛皮里,看来约瑟芬在台上是白费力气了,然而——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却必然或多或少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这口哨声响起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都被迫保持沉默,仿佛它以全民族的名义在向每个成员发出信息;约瑟芬在困难的抉择中所发出的低微的口哨声,几乎就像我们民族在充满骚乱的敌对世界中所过着的贫穷生活。约瑟芬坚持着,这微不足道的声音坚持着,这毫无成就的歌唱坚持着,并且传到了我们的耳边,这也许是值得思考的。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歌唱艺术家出现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忍受的,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演出荒唐,而一致加以拒绝。但愿约瑟芬没有认识到,我们倾听她唱歌这一事实,是反对她唱歌的一种表示。她大概也猜到了这一点,否则她干吗极力否认我们是在听她歌唱呢?但她仍一再地歌唱,不理会这种猜测。

不过,她总还能得到一点安慰:我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认真地听她歌唱,就像认真地听某位歌唱艺术家的演唱一样;约瑟芬达到了一个歌唱艺术家在我们这里费尽力气也达不到的效果,而这效果恰恰产生于她那些贫乏的手段。这大概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在我们这个民族中,人们没有青年时代,也几乎没有非常短暂的童年时代。虽然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应当保证让孩子们得到特殊的自由,特殊的爱护,让他们有权利稍许逍遥自在些,稍许胡闹几下,多少玩一玩,应当承认孩子们有这些权利,并且帮助实现这些权利;这样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几乎人人都赞成,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要求更应该得到赞成的了,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要求更少地得到承认,大家赞同这些要求,并试图按照它们的意思去做,但随即又一如往昔。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环境,就得像成年人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太多,到处为我们设下的危险无法计算——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避开生存竞争,否则他们就会过早地死亡。当然,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突出的原因:我们的部族生殖力特强。一代——每一代都是人数众多——排挤另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但愿在其他民族那里,儿童会受到细心的照料,但愿在那里为儿童办起学校,但愿在那里,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这些学校里蜂拥而出,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的,始终是同一批儿童。我们没有学校,但是,在极短的间隔时间里,便从我们的民族中涌现出一群又一群数量无法估计的儿童,在他们尚未学会吹口哨之前,他们兴高采烈地发出咝咝声或尖叫声;在他们还不会跑的时候,他们打滚,或者凭借自身的重力继续往前滚;在他们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们结伙笨拙地把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儿童啊!不像在那些学校里,总是同一批儿童,不,总是一批又一批新的儿童,没完没了的,没有中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他就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马上又挤满了数目众多、急急匆匆、难以分辨的新的孩子的脸,它们由于幸福而泛出红润的色彩。当然,尽管这是件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但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这自有其后果。它使我们这个民族内心里充满了某种永不消失且根除不了的孩子气;这同我们最大的优点——可靠的、注重实际的头脑——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的时候,我们的行动非常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缺乏理智、铺张浪费、慷慨大方、轻举妄动,而所有这些行径常常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虽然我们因此而得到的乐趣赶不上孩子们的乐趣,但其中必定还有那么一点成分。约瑟芬也和我们一样,向来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

然而,我们的民族不仅有孩子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未老先衰,在我们这儿,童年与老年的发展情况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代,我们一下子就变为成年人,而成人阶段又太长,因此,从成年时期开始,我们这个从总体上说具有坚韧不拔精神和前途无量的民族,普遍感到某种困倦和失望。这也许还跟我们缺乏音乐天赋有关;我们过于暮气沉沉,不适合于搞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的老成持重很不合拍,我们对音乐感到厌倦,摇手将之拒绝;我们退而吹口哨,偶尔吹几声口哨,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但是,即使有音乐天才,他们想必在尚未得到发展之前就被自己同胞的这种性格给压制了。相反,约瑟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唱歌,随她怎么说都行;这并不打扰我们,而且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完全能受得了;要是其中含有一点儿音乐成分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保持了某种音乐传统,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

但是,约瑟芬给这个具有如此情绪的民族带来的东西还远不止这些。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只有那些黄口小儿对这位女歌手感兴趣,只有他们惊讶地观看她怎样撅起嘴唇,从小巧玲珑的门牙之间喷出气来,观看她如何在欣赏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的时候渐渐死去,以及如何利用这一倒下激励自己,获取新的、她越来越无法理解的成就,可是,真正的听众只顾自己的事,这是一目了然的。这个民族在斗争之间短暂的间歇里做着梦,仿佛每一个人的四肢都松弛了,仿佛每一个心神不定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在这个民族温暖的大床上摊开手脚伸展一下身子。约瑟芬的口哨声不时地传入了这些梦里;她觉得她的口哨声珠落玉盘、清脆悦耳,而我们则觉它有如裂帛、刺耳难听;但是,不管怎样,这声音在这里恰如其分,而其他任何的声音,比如音乐,在这儿就从来也没有获得它所盼望的时机。在她的口哨声里,包含着某些我们短暂而不幸的童年情景,包含着某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也包含着某些积极的今日生活,包含着今日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理解的、然而的确存在的、并且无法消灭的欢乐。而这一切不是以高亢的声调,而是以轻柔的、耳语般的、亲切的、有时甚至有点沙哑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这自然是吹口哨。怎么会不是呢?吹口哨是我们民族的语言,有的人一辈子只吹口哨,但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在这里,吹口哨不仅使我们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桎梏,而且使我们得到了短暂的解脱。不用说,这样的演出我们是不愿失去的。

但是,从这种看法到约瑟芬的断言——她在这样的时刻给予我们新的力量,云云,等等——还需要走非常远的路。当然,这是对一般公众而言,对约瑟芬的谄媚者来说又当别论。“怎么会有别的解释呢?”——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听众云集的现象,尤其是在危险迫在眉睫时听众云集的现象,还能做别的解释吗?这种现象有时甚至妨碍我们采取充分而及时的措施来防止危险。”不幸的是,最后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但这并不属于约瑟芬的光荣的功绩,尤其是假如我们补充上这样一个情况,即这些集会突然被敌人驱散,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不得不因此而丧命,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咎于约瑟芬,是的,很可能就是她的口哨声把敌人招引来的,可是她却始终占据着那小块最为安全的地方,并且由她的追随者保护着,头一个悄悄地迅速地溜走了。这点大家也都清楚,尽管这样,当下一次约瑟芬随便在什么地方随时举行演唱的时候,大家照旧匆匆赶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约瑟芬几乎不受法律的约束,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她的行动危及到全民族的安全,大家也会宽恕她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芬的要求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是的,从这个民族给予她的这种自由中,从这种特殊的、除她之外谁也得不到的、根本违反法律的馈赠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对以下的情况的自白,即如约瑟芬所断言的那样,这个民族不理解她,它束手无策地惊奇地注视她的艺术,感到自己不配欣赏她的艺术,因而给约瑟芬带来了内心的痛苦,于是他们便企图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努力来补偿她的这种痛苦,而且正如她的艺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那样,约瑟芬本人及其愿望也被他们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当然,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也许这个民族的个别成员会迅速地向她屈服,但是,正如这个民族不会向任何人无条件地投降那样,它也不会向她屈膝投降的。

很久以来,大概从她开始自己艺术家生涯的那天起,约瑟芬就力争要大家照顾她,要求免去她的任何工作,以便她能专心致志地歌唱;这也就是说,让她不必去为每天的面包操心,也不必去参加与我们的生存竞争有关的一切活动,而这些活动——十之八九——应该转嫁到整个民族的身上。一个很快就会激动的人——在我们当中也确有这种容易兴奋的人——单单根据这种特殊的要求,根据能够想出这种要求的精神状态,便可推断出这种要求的内在的合理性。我们的民族却从中得出了另外的结论,并心平气和地拒绝了她的要求。他们也用不着费尽心力去反驳她提出请求的理由。比方说,约瑟芬指出,费力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说劳动时花的力气比歌唱时花的要小得多,但毕竟会使她在演唱之后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机会,同时使她无法为新的演唱积蓄充沛的精力,在新的演唱会上,哪怕她竭尽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决不会取得自己的最佳成绩。大家注意地听她申辩,但对之却不予理睬。这个很容易受感动的民族有时候也会无动于衷的。他们有时会斩钉截铁地拒绝,连约瑟芬也给惊呆了,于是她表现出服从,干她自己该干的那份活儿,尽其所能地唱好歌,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一时的表现,过不了多少时候,她又以新的力量重新投入战斗了——看来她在这方面有着无穷的力量呢。

现在清楚了,约瑟芬所争取达到的,原来并不是她嘴上所说的要求。她很明智,她不怕干活,是的,在我们这儿,好逸恶劳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即使批准了她的要求,她肯定也不会过一种和从前不同的生活,劳动压根儿不会妨碍她的歌唱,当然,她的歌唱也不会变得更美。因此,她努力追求的,只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永久地、打破一切先例地承认她的艺术。但是,在她看来几乎达到其他所有目的的时候,却没有达到要大家承认她艺术的目的。也许她从一开始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指向另一个方向,也许她现在认识到自己所犯的这个错误,但她现在无法回头了,走回头路意味着背离自己的信念,她必须坚持这个要求,否则就得死去。

倘若如她所说的那样,她真有敌人的话,那么,她的敌人满可以开心地袖手旁观这场斗争。但她并没有敌人,即使有些人有时会反对她,但这场斗争也不会使谁感到高兴的。其原因是,这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会表现出一种冷静的、法官式的态度,这在我们这儿平时是极其罕见的。尽管你在这种场合下可能赞成这种态度,但是,只要你想到,有朝一日这个民族也会对你采取类似的态度时,你就丝毫不会感到高兴。无论是这个民族的拒绝,还是约瑟芬的要求,问题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这个民族竟能以这种神秘的方式拒绝它的一位同胞,而以往这个民族却是慈父般地、甚至是慈父所不及地,简直是卑躬屈节地关怀这位同胞,相比之下,就显得更加难以捉摸了。

在这个问题上,假如把整个民族换成个别的人,你就会相信,这个单个的人会一直对约瑟芬提出的一个接一个的迫切要求做出让步,直到最后结束这种让步。他之所以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是因为他坚信,这种让步总会有个合适的限度;的确,他做了一些不必要的让步,目的只是为了促进事情的发展,只是纵容约瑟芬,促使她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直到她真的提出这最后的要求;这时,他自然可以断然拒绝她的最后要求,因为他早就有所准备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这样,这个民族不需要这种诡计,此外,它对约瑟芬的尊敬是真诚的和经过考验的,而约瑟芬的要求的确过高,每个天真的孩子都会预先告诉她事情的结局;尽管如此,在约瑟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里,也包含了那样一些猜想,即这个民族在施诡计,因此,遭到拒绝的约瑟芬,除了痛苦之外,还感到了辛酸。

但是,尽管她有这样一些猜想,她却并不因此而害怕斗争。最近,斗争甚至激化了;迄今为止,她只是进行舌战,而现在,她开始采取别的手段,在她看来,这些手段更有效,而我们却认为对她更加危险。

有些人认为,约瑟芬之所以变得如此咄咄逼人,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正在衰老,声音不行了,所以,她觉得,现在是为争取得到承认而进行最后斗争的关键时刻了。我可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约瑟芬也就不成其为约瑟芬了。

对她来说,不存在衰老的问题,也不存在声音变差的问题。如果她提出某种要求的话,那并非出于外部的原因,而出于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考虑。她之所以伸手去抓悬在最高处的桂冠,并非因为此刻它恰恰挂得低了一点儿,而是因为它确实挂在最高处;倘若她有这方面的权力,她还会把桂冠挂得更高一些。

对外界困难的藐视当然并不妨碍她使用这些最不足取的手段。她不怀疑自己的权利;至于她的权利是如何得来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是在她眼前展示出的这个世界上,有价值的手段恰恰不灵。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她甚至把争取自己权力的斗争从歌唱的领域转移到另一个对她说来并不怎么重要的领域。她的追随者们将她的格言到处散播,根据这些格言你可以知道,她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凭她的歌唱使这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直至隐蔽得最深的反对派,都能获得一种真正的乐趣,不过这不是这个民族头脑里所想的真正的乐趣,因为它断言,它向来从约瑟芬的歌唱中感到了这种乐趣,而是约瑟芬所要求的那种乐趣。但是,她补充说,她不能假充高尚,也不能迎合低级趣味,所以她只能听其自然,该怎么唱就怎么唱。至于她为摆脱劳动而进行的斗争,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虽说这也是一种为争取自己的歌唱而进行的斗争,但在这里她没有直接用歌唱这个珍贵的武器去进行斗争,因此,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都是够好的。

比如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如果不对约瑟芬让步的话,她就打算少唱花腔。我对声乐的花腔一窍不通,从她的歌声中我从未听出什么装饰音。而约瑟芬却要减少装饰音,暂时不想取消,只是减少而已。据说她真的把她的威胁付诸实施了,而我当然听不出她现在的演唱和她以往的演唱之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整个民族照旧聚精会神地听她唱歌,并没有对装饰音发表什么意见,他们对约瑟芬的要求所持的态度也没有发生变化。此外,不容否认的是,有的时候,约瑟芬不仅在其外形上,而且在其思想上,会表现出相当的优美和灵活。比如在那次演出之后——在当时,她感到自己关于装饰音的决定对公众来说似乎过于严厉或过于突然——她当众宣布,下一次演出时,她将重新完全唱花腔。但是,下一次音乐会之后,她又改变了主意,决心再也不唱委婉动听的花腔了,除非大家做出一个对她有利的决定,否则她是不会再唱花腔的。而这个民族呢,对所有这一切声明、决定和决定的修改充耳不闻,就像陷入沉思的成年人对一个小孩的絮絮叨叨充耳不闻一样,态度尽管十分友好,但就是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

但是,约瑟芬不肯示弱。比如她不久前又声称,她干活时碰伤了脚,这使她站着歌唱有困难;可是,正因为她只能站着唱歌,所以她现在就得缩短演唱时间。尽管她一瘸一拐地走,而且让她的追随者搀扶着,但谁也不相信她真的受了伤。就算我们承认她那可爱的身体特别敏感,但我们毕竟是个劳动的民族,而约瑟芬也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要是我们由于擦伤了皮肤就想一瘸一拐地走,那么整个民族就会没完没了地瘸着走道了。但是,尽管她一瘸一拐地让人搀扶着走,尽管她以这种值得人怜悯的姿态比以前更经常地露面,这个民族仍以感激的心情听她唱歌,而且像以往那样被她的歌声迷住,并不因为缩短时间而小题大做。

因为她不能老是瘸着走,所以她又想出别的点子来,她借口累了,情绪不佳,身子虚弱。这下我们除听音乐会以外还有戏看了。我们看到她的追随者们跟在她的后面,一个劲地恳求她唱歌。她很乐意唱,但她不能。他们安慰她,拍她的马屁,几乎把她抬到了事先找好的演唱地点。最后,她终于含着无法解释的眼泪让步了,可是,正当她显然带着遗憾打算开始唱歌的时候,她却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两条胳膊不像往常那样前伸,而是有气无力地在身子上吊着,使人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这两只胳膊短了一截似的——正当她想要开始唱歌的时候,她又感到不行了,她生气地猛一摇头,随即就瘫倒在我们眼前了。当然,她终于又挣扎着站了起来,并且唱了起来,我觉得这次的歌唱与以往的没有多大区别,要是有人听觉灵敏、善于分辨音调的极为细微的差别,也许会从中听出一点儿不寻常的激情来,这激情当然对这件事有好处。唱到最后她甚至不像开始时那样疲倦了,她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舞台,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她那一闪而过的小步奔跑的话,拒绝追随者们的任何帮助,用冷冷的目光审视着那些毕恭毕敬地给她让路的群众。

那都是不久前发生的事了,可是最近一次,当大家期待着她唱歌的时候,她却不见了。不仅她的追随者在找她,许多人也帮忙寻找她,但一切都徒劳无益;约瑟芬溜走了,她不愿意唱,她甚至不希望人家请她唱,她这次是彻底离弃我们了。

真奇怪,她怎么会打错算盘,这个聪明的女人,竟会如此失策,以致人们觉得,她压根儿没有进行算计,只不过是在听凭命运的摆布,而在我们的世界里,她的命运只会变成一种非常悲惨的命运。是她自己主动放弃歌唱,是她自己破坏了她通过征服民心而获得的权力。她很少了解民心,却获得了这种权力,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站起来了,不再唱了,而这个民族依旧从容不迫,看不出有什么失望,依旧盛气凌人,四平八稳,这个不动脑子的民族只知道馈赠,尽管表面上不是这么回事,从来不会接受馈赠,哪怕是约瑟芬的馈赠,这个民族在继续走它的路。

而约瑟芬的情况必然每况愈下。过不了多久,她将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便永远沉默了。她不过是我们民族永恒的历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当然,这对我们来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集会怎么会变得鸦雀无声的呢?当然啦,有约瑟芬在场的集会不也是鸦雀无声的吗?难道她吹出的口哨声确实要比对它的回忆更响、更生动、更值得一提吗?难道她在世时吹出的口哨声仅仅是一种回忆吗?难道约瑟芬的歌唱不正是由于它具有永恒的价值而被这个民族以其聪明智慧捧上了天吗?

因此,我们往后也许根本用不着这么许多东西,而约瑟芬呢,她已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在她看来,凡是出类拔萃的人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她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数不清的英雄的行列里;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

洪天富译

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持久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真实性。真实性这里不仅指作者观察生活的精确,角度的独特和研究的认真,还在于作者体验和感受生活的真实。前面说过,卡夫卡不是把写作当作当作家的阶梯,而是内心表达的手段。所以他作品都不是凭写作的技巧或虚构故事的才能一挥而就,而是让生命的火焰锻造出来的。无怪乎他笔下的人物画廊经常晃动着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其实那就是作者本人的投影,故姓名中常少不了一个“K.”的标记。卡夫卡本人在写完《判决》后所记的日记中也毫无保留地记下了这个秘密。我们不仅从他的前期作品如《判决》、《变形记》、《司炉》、《失踪者》(一名《美国》)、《诉讼》中察觉这个秘密,而且还可以从他的晚期作品如《城堡》、《饥饿艺术家》、《地洞》直至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发现同样情形。

但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是卡夫卡小说的自传性本身,而是它们没有流于一般传记小说或自传体小说的通病:追求事件的纵向发展和人物外部特征的近似。卡夫卡不愧是真正的艺术家,他懂得艺术想象的奥秘,抛弃了那些陈规俗套,只在某一点切入,专一于心理的真实,从心理真实来反射性格特征。至于纵向事件和外部特征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内容。尤其晚年写的上述作品,一律着以伪装:时而是一幅瘦骨嶙峋的躯壳(《饥饿艺术家》),时而是一个奇异女人的外貌(《歌女约瑟芬》),时而是动物的皮毛(《地洞》主人公)。无疑,这些怪诞的形象与卡夫卡英俊的外表毫不相干,但它们却寄寓着卡夫卡的灵魂。难怪,卡夫卡去世前一个多月,当他在病床上校完包括《歌女约瑟芬》在内的短篇集《饥饿艺术家》时,人们看到他泪流满面。如果不是看到自己的心魄在其中跳动,如何会引起他如此动容?然而卡夫卡在描写他们时,时而挖苦,时而讥诮,简直不相信他已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当然,有时也用了同情的笔调。

总之,自传性,但又像又不像。又是一个悖谬的秘诀。

——《卡夫卡全集》总序 叶廷芳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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